11月15日，一條學前教育新政猝不及防。“民辦園不準上市”；“未來營利性幼兒園占比不超過20%”，是最引人注目的變化。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于當天晚間發布，資本市場以暴跌加以回應。

    中國第一家獨立上市的學前教育企業，曾因虐童案件備受關注的美股“紅黃藍”，當晚跌幅擴大到52%觸發熔斷。11月16日港股多家教育公司緊隨其后，跌幅超10%，23家A股K12教育概念股中，11只股票價格下跌。

    倒逼學前教育回歸？

    “新政策的出臺確實讓人有些措手不及，但說不上很突然。“拼圖資本創始合伙人王磊對《財經》記者說：“幾個月前的‘送審稿’已經透露出類似信息。”

    8月10日司法部發布《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其內容大幅度修訂后，明確禁止集團化辦學的企業和機構以兼并收購、加盟連鎖、協議控制等方式控制非營利性民辦學校。

    這正是目前港股已上市的教育企業主要業務模式，8月13日開始港股教育板塊持續三天集體暴跌，單只股票最大跌幅超過50%。

    “新政策的規定更徹底——學前教育領域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機構，都不能進行資本化的操作，可以確定的是，經營幼兒園實現上市的道路，已經完全走不通了。”王磊說。

    觸發近兩年學前教育大規模資本化的，是另一項影響廣泛的政策——二孩全面放開。出于對新增人口紅利的樂觀預期，與其他教育領域相比，學前教育本身既是相對開放的領域，供需關系又長期處于失衡狀態，因此備受資本的關注。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此前對《財經》記者說：“幼兒園學位始終處于緊缺狀態，二胎政策放開之前就缺。它過去不在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概念里，因此將大部分責任推給了市場。”

    2008年左右入園難的問題日益凸顯，政府開始實施為期三年的學前教育行動，目前已經進入第三期。“近十年來，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很難，雖然要求以公辦園為主，實際上在大多數地方還是做不到。”楊東平說。

    2010年7月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也確認和鼓勵市場作為重要資源輸入方式，參與學前教育事業：“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辦園體制；積極發展公辦幼兒園，大力扶持民辦幼兒園。”

    目前，民間資本已在教育領域占有優勢，根據《2017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民辦幼兒園數量占比約63%，在校人數占比50.2%，均超過一半。

    “二孩紅利、供給不匹配、家長非理性消費，強烈的剛需、巨大的市場缺口刺激快速增長，這是近兩年教育行業的基本特點。”王磊說。“資本在教育行業的‘瘋狂’程度，也是政策制定者始料不及的。”

    快速發展也引發眾多問題，特別是近兩年虐童丑聞等事件，凸顯出辦學質量與園區管理問題，引起了管理部門的重視。

    在王磊看來，學前教育市場投資活躍，吸引更多投資、并購、上市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可以通過規模辦學提高科學化、體系化、現代化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不乏急功近利的從業者想要迅速變現，影響甚至扭曲教育本身的規律。

    從鼓勵到限制，與2010年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相比，新推出的政策，對民間資本在態度有明確的轉變。資本大規模進出的通道突然關閉，門外的進不去，滯留其中的暫時也出不來，備受追捧的資產一夜之間處于尷尬境地。

    “（如果沒有新的變化，）已經在其中布局的資本，現在也只能踏踏實實做股東、辦教育。假如做極端的預測，上市公司的這塊業務未來也可能被剝離掉。各自情況不同，具體怎么操作都說不準。”王磊說。

    這也是政策目前所釋放的重要信息，以嚴格約束資本和資源流通的方式，實現從逐利到專業的“硬著陸”，倒逼學前教育從業者回歸“內容”的本質和教育規律，轉向關注專業和質量。

    供需失衡如何解決？

    然而，本就嚴峻的供需失衡如何解決？

    學前教育要拓展供給，場地和師資是基礎資源。政府對場地方面的政策準備從2010年時就開始了，《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中規定，“新建小區配套幼兒園要與小區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交付使用。”

    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教育產業資深律師程知音做過統計和整理，全國目前已有37個省（市）和地市級區域出臺相關政策，明確新建小區的教育配套資源的產權歸政府（教育管理部門）所有。

    程知音介紹，現有學前教育配套設施較多的租賃關系發生于開發商與舉辦者之間，但伴隨著政府對公辦與普惠園比例的要求，已經開始嚴格執行配套設施的移交。

    “現在有些地區園舍在租期未滿的情況下，政府已經開始要求民辦園轉普惠園。”程知音說。在她看來，目前存量小區仍有民辦營利性幼兒園的空間，但新建小區的資源肯定要優先公辦或普惠園。

    公辦與民辦，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分類管理，是自《民辦教育促進法》以來的堅持的基本管理思維，這也帶來資源“圈禁”的問題。新政策在這方面尤其突出，公辦切出一塊，普惠園“微利”甚至“無利”再融入其中，可以實現市場化運作的“蛋糕”只剩20%。

    “機構投資人或資本市場已經將目光集中在這塊資源，對普惠園避而遠之。”程知音說。資源和場地在新政的延伸下將會繼續收縮，新辦營利性幼兒園只能到商業地產尋找成本較高的辦學空間，也將繼續推高“高端園”的價格。

    即使如此，場地資源也未必能滿足學前教育的需求。楊東平介紹說，教育規劃不夠是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些人口聚集的社區并未規劃學校，或者原來規劃的學校也變成了商品房。

    “（有些地方執行的比較好，）上海新建樓盤的教育規劃，要經過教育局的批準才能施工，但在很多地方不是這樣。”楊東平說。

    還有師資短缺問題。根據2013年教育部印發的《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的要求，2017年在園人數4600.14萬人，按照平均每班30人的規模估算，專任教師缺口還有63萬多人。

    “未來怎么樣不好說，按照新政策的要求，政府將代替市場承擔大部分辦學任務，來解決大規模供給的問題。”王磊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