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新華社授權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為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投資營利性幼兒園，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營利性幼兒園資產”。隨即，紅黃藍暴跌53%，再度引發熱議。

    近兩天，我閱讀了不少關于新規的評論，也進行了個別討論，獲得了大致三方面立場的信息：其一，認為資本應當徹底退出教育領域，應完全恢復公立公辦；其二，認為這是對民營經濟的再次打擊，是以行政手段驅逐資本，目的是維護“既得利益”，這是某些市場機構的觀點；其三，認為接下來很多民辦幼兒園將會關門，很多家庭不得不面臨無幼兒園可上的局面，而今后增加的公辦教育支出，很可能會通過另行征稅來獲得，從而加重民眾負擔，這是部分家長的觀點。

    對這三種完全不同的觀點，我想做一些回應。

    一、國民基礎教育缺位的是公立資源投入不足，而不是資本進入不足

    國民基礎教育應當具有普惠性，應堅持非營利性，這是社會公平的基礎。國民基礎教育首先是國民生存的“必需品”。每種“必需品”幾乎都是金融資本追逐的目標，因為在“必需的市場”中，需求方沒有議價的空間。在足夠的資本補貼下，小范圍壟斷個別地區的國民基礎教育資源，已經不是想象。

    國民基礎教育，不只是國民自身的需要，也是國家發展的需要。進一步言，國民基礎教育應當是國民基礎福利之一，如果在相同納稅的情況下，少部分人可以享受低價公立教育資源，少部分人可以自主選擇高價私立教育資源，而大多數人卻是因為沒有辦法才被迫選擇了高價私立教育資源，那么教育的公平性，從一開始就會喪失。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一線城市最普通的私立幼兒園，學費基本是5000元/月起，而二線城市的普通私立幼兒園，價格也并不比一線低多少。對大多數家庭而言，不是因為有足夠的收入才選擇這樣的私立幼兒園，實在是因為沒有選擇。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幼兒園的公立資源投入嚴重不足，為了滿足現實的需要，通過向民辦教育者發放牌照，引入民間資本，來滿足這部分需求。牌照發放的數量有限，必然造成一個“稀缺性市場”。2016年《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改后，由于打通了上市退出通道，資本迅速涌入，個別機構在特定的時間段內，開始極速擴張。牌照的控制加上資本的集中，導致出現大量的幼兒園收購。

    將“必需品”完全交給市場，需要極其謹慎。因為資本的趨利，一定會充分利用這種產品“必需性”。幼兒園教育不像普通商品，可以跨地域選擇或者不選擇。幼兒園是與居住地緊密掛鉤的，當家庭確定住所后，基本也就確定了幼兒園。所以在上市教育集團融資擴張的過程中，只要盡可能地將城市核心區域的幼兒園納入囊中，就可以造成事實上的區域性“壟斷”，而作為需求方的家長，沒有絲毫議價的可能。這種區域性壟斷根本無法從技術上打破，除非你愿意讓3歲幼童在家接受3年互聯網視頻幼教。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往往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對牌照發放不加限制，基礎教育機構也會自發形成競爭，從而會擇優出現優秀的教育機構。事實卻是，金融資本將直接介入整合，短時期內不斷通過并購實現小范圍的壟斷，來排斥掉理論上的競爭。在足夠長的時間內，或許會出現其他的競爭者，但不幸的是，這是一個“必需品”市場，你可以不買某個品牌的衣服、不外出就餐，甚至你可以選擇不使用任何網約車軟件，但你卻不可能讓自己的孩子等待有更多的選擇后再去上幼兒園。

    在此情形下，如果以行政手段去約束幼兒園的收費，它只會壓低成本，因為作為上市公司的營利實體，在業績對賭的安排下，只有優先滿足辦學利潤，基層辦學者才能完成自己的KPI，從而獲得屬于自己的那部分業績分紅收入。這不是個別的情況，這是一個關乎人性的制度安排。在這樣的安排中，即便每個人都是善良的，每個人也都不是無辜的。

    基礎教育產業化，是新自由主義觀念帶來的另一個美好的故事。我并非認為市場化一定不能成為基礎教育資源供給的手段，我的直接問題在于，在金融資本介入后，必然存在業績對賭的情況下，你如何還能使教育機構的行為不變形？這是我問遍了幾乎所有反對改革者，到現在也沒有人能夠正面回答的問題。

    有投資機構講，這是政府要做的事，政府應當去做全方位監管，幼教機構所出的問題，在于政府監管不力、處罰不夠，對幼兒園約束不足。這實際上就講到另一個問題，就是行業監管的社會成本。在業績對賭必然導致行為扭曲的前提下，究竟要花多少社會成本，才能將扭曲的行為扶正？而這些所謂強力監管是否具有現實可操作性？還是更容易導致資本贖買下的權力尋租風險？更何況，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當每一所幼兒園其實都完全是一個具體的法人實體，教育行政監管只能針對具體幼兒園的情況下，要進行怎樣的立法才能約束一個教育集團？請注意，這不是新東方，你可以選擇不學TOEFL，你不可能棄自己家門口的幼兒園不上，跑去20公里以外上幼兒園。

    說到底，還是因為公立教育資源投入嚴重不足所導致，這都是本該投入而沒有投入的，是這么多年的欠賬，是快速城市化、人口聚集過程中基礎教育資源配套缺位帶來的后果。

    我所謂的“公立資源投入不足”，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公立資源投入，在中國現行環境下，是多樣性的，除了現金投入外，還可以是劃撥土地供給、稅費的減免等諸多方面，并不一定是完全以公辦幼兒園進行替代。

    我之所以在目前階段堅持、反復地提出要盡最大可能加大公立教育資源投入，有幾方面的考慮：

    其一，紅黃藍及諸多幼兒園事件已充分說明，在中國目前環境下，希望完全或者主要依靠金融資本支持下的上市體系安排，去解決基礎教育問題，不具有現實操作性，只會導致逐利事件頻發，加重教育負擔。

    其二，普惠教育應是國民基礎福利之一，在GDP已經全球第二、財政收入不斷提高的今天，有效擴大這項福利范圍，是理所應當的。今天的教育成本過高，構成了今天城市年輕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將人口生育作為長遠目標來看待，那降低教育成本將是實現這項目標的關鍵。

    其三，在經濟結構轉型的宏觀背景下，民間投資和消費不振，需要更多依賴財政投入拉動經濟，作為過往財政投入著力點的地產和基建在轉型期間可投入空間越來越有限，當此之時，開啟將財政大規模投入基礎教育領域的時機是成熟的，并且我一直的觀點是，在住房、教育和醫療領域進行直接減負，其效果將遠優于降低個稅，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具有非常直接的效果，而上述三者中，尤以教育投入為最易，也最為謀長遠。

    其四，學前教育的普惠性實施，完全有賴于中央地方兩級財政的實際支持力度，中央的積極性已經展現無疑。地方而言，基礎教育資源豐富的地方，對人才的吸引力度將會更大，基礎教育福利更優的地方，居民可支配收入將會更高，消費能力將會更強。眾所周知，過往部分地方教育部門或多或少以控制教育資源數量作為權力手段，而地方的變革，將有賴于地方行政主管官員更宏觀層面的認知。如果地方主管官員能夠充分認識到基礎教育資源的大力投入，對當地經濟發展和人才聚集所能發揮的作用，要遠遠優于土建等傳統投入所發揮的作用，那么財政資源的傾斜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并且，公立資源的投入，并非只有資金一項。學前新規并非由教育部發布，而是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名義發布，其著眼點已經擴及將學前教育資源納入到城市規劃等方面。也就是說，土地無償劃撥、稅費減免等手段，都將是公立資源投入的適當方式，這些方式并不需要直接的財政資金支付。而民辦園除可獲得公立投入支持外，相當部分也保留了營利性，也就是利潤可向辦學投資者分配。換言之，新規切斷的僅僅是上市渠道，而不是否定了通過辦學獲得利潤本身。

    我們要知道，日本有70%的中小企業，是不需要銀行貸款，而僅僅靠自身的利潤去發展的。我們更要知道，德國的經濟主要是靠那些不上市的隱形冠軍企業去支撐起來的。并非每個行業、每個企業都要以上市為目標，基礎教育領域更沒有這個必要。

    二、學前教育新規與民營歧視沒有絲毫關系

    當從專業機構人士那里聽到關于學前教育新規是以行政手段打壓民營經濟的說法后，我真的詫異萬分。今天似乎是一個只要高喊“民營經濟”就自然占領道德高地的時代。究竟有多少民營企業家能夠像曹德旺那樣，首先能夠承認，在過往數年中，自身的冒進本身也構成了周期的因素，又有多少民營企業家能夠清醒地明白，每個發達市場那些今天仍然強大者，無不是歷經數次周期才存活下來的。

    我之所以要不停的通過寫看似同樣內容的文章，反復從各個微觀視角去闡述基礎教育非營利性的基本認識，和切斷金融資本與基礎教育聯系的必要性，就是為了避免造成種種誤解。然而在此之后，我仍然聽到幾乎不帶任何思考，就直接從所有制歧視、打壓民營經濟的角度來發表的看法后，我腦海中唯一能夠回想的畫面，是今年某大品牌業績乏力，在遭到市場批評后，竟然通過高喊捍衛民族企業來提振自己。曾經，我以為喊口號是某些國企的專利，直到今年我才確信，原來，喊口號是一種普遍的能力。

    面對如此爭論，我覺得沒有絲毫意義，我唯一的回復是，請各位高喊市場優先、限制民營基礎教育上市就是打壓民營經濟的歸國專業人士告訴我，為什么在歐洲多數國家和日本等國，它們的學校都是非營利性的，為什么它們的基礎教育機構，都不能上市？

    2017年紅黃藍事件后，大量二級市場投資人都已經用腳投票，坦率的講，紅黃藍當時處理問題的方式，已經告訴所有人，中國的資本，目前仍然無力引領前行。如果當時紅黃藍能夠真誠應對，痛下決心改變，或許就此樹立整個行業形象，獲得二級市場的投票認同，從而為政策寬松爭取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但現實卻是，二級市場大量機構用腳投票，即便永遠理性第一的投資機構，當時也充分認識到，業績對賭造成的行為扭曲，還沒有任何悔意，如果發生在基礎教育這個領域，其后果將是不可想象的。制度，不是紙面的規定；制度，是將已經可以施行的行為模式，落于紙面而已。紅黃藍的選擇告訴我們，我們期待的行為模式，以這個行業目前的狀況，仍然沒有任何施行的可能，所以引發我們探究背后的原因，進而很容易的找到了金融短期逐利和業績對賭這個不可克服的因素。

    我希望更多的專業人士，今后能以更專業的態度來討論這些問題，在掙錢的同時，也推動一下社會的進步。當社會無法進步時，掙錢的機會可能就越來越少了。

    三、該擔心的仍然要擔心

    在讀完新規后，我的擔心也是很明確的，可能也是目前不少家長和機構也擔心的。學前新規是否能夠實現既定目標？包括2020年學前毛入學率達到80%、普惠園入學占比達到85%、公辦園入學占比原則達到50%。以我的理解，在中國不設定目標是不可行的，但過高的短期目標也可能導致過大的壓力。

    上述三項主要目標的實現，完全有賴于中央地方兩級財政的全力支持，以及地方主管官員的重視程度。如前所述，如果能夠想通幼教資源與地方發展的關系，將過往舊結構下的某些不必要支出歸到教育投資領域，像招商引資那樣充分利用土地、稅收政策，那么這個目標實現起來會更為容易。如果僅靠地方教育官員，我認為他們很可能沒有足夠的權力，也不一定有十足的動力去完成這樣一件艱巨的任務。以中央和國辦共同發文來定調，意在將此項改革的層級提至最高，地方是否能有充分的重視，全在于主管官員的認識程度。

    對于存量而言，其實更應關注。不少人樂于看到紅黃藍的暴跌，但教育改革真不是看戲。如果將對紅黃藍的不滿，擴大為對民辦教育者的普遍不尊重，我們可以預見一個糟糕的未來。因為即便是50%的公辦園入學占比，現實中也是非常難以實現的。中國的幼兒園教育，現實的看，民辦園仍將是占多數。盡管我們希望的是在與上市業績脫鉤之后，民辦園可以將收益更多用于自身建設，但其實這意味著要在相當程度上保障民辦園的利潤，也就是說，如果地方教育官員一刀切地讓民辦教育者失去經濟上的動力，那么民辦教育的退出將是必然的。而對民辦園的利潤保障，全在于政府的資源投入力度。

    仍然想反復強調的是，中國的大量資金是沉淀在國有部門的，如何將它們有效的投入到基礎教育領域，在經濟結構轉型期形成財政投入的一個重要目標領域，其實是一個更加值得細致、全面分析的課題。

    無論如何，我認為這是一個比之前正確得多的方向。新的一頁，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