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曉璐

    據Wind資訊數據統計，截至8月4日，今年以來已有61家A股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完成變更。從變更后實控人性質來看，有16家實控人變更為地方國資（含2家不同地方國資之間變更）。

    近年來，地方國資頻頻通過并購等方式收購上市公司，強化產業整合，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優勢資源協同發展，在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續經營和盈利能力，提升上市公司價值的同時，也可以帶動地方經濟轉型升級。

    推動地方經濟轉型升級

    據記者梳理，上述16家地方國資收購的上市公司中，有8家通過協議轉讓獲得控制權，有5家通過“協議轉讓+表決權委托/放棄”獲得控制權。另外，通過司法拍賣、“定增+表決權委托”以及大股東增持獲得控制權的各有1家。從行業來看，基礎化工行業有3家，數量最多，其次電子和有色金屬行業分別有2家。從公司來看，有5家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其中2家為科創板公司，其他為傳統產業企業。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國內策略分析師李求索表示，收購標的大多處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或具有較高成長潛力的領域。另外，雖然部分公司存在一定的經營困難或財務壓力，但是擁有較為完善的管理團隊和運營體系，國資入主后，能夠通過資金注入和資源整合，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通過對這些上市企業的收購，國資不僅能夠實現資本的增值，也能夠推動地方經濟的轉型升級。

    從收購目的來看，地方國資大多表示是基于對上市公司現有業務、所處行業及其發展前景的看好，收購上市公司控制權，加強產業整合，優化國有資產布局，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等。

    首先，通過上市公司吸引優秀企業向高新技術產業集聚，發展新質生產力。6月份，廣東東峰新材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控制權變更，公司控股股東變更為衢州智尚企業管理合伙企業（有限合伙），公司實際控制人變更為衢州市國資委。交易完成后，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將圍繞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全面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通過上市公司吸引優秀企業向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向本地化產業發展，并進一步推動國資、民營雙方股東向上市公司投入更多資源、發揮優勢所長。

    其次，加強產業整合，發揮協同效應。今年5月份，藏格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東變更為紫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紫金國際”），公司實際控制人變更為上杭縣財政局。

    對于此次權益變更，紫金國際表示，公司擬通過本次權益變動合理提升產業集中度，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對于上市公司而言，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礦產資源領域的龍頭企業，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開發經驗及管理經驗。本次權益變動有利于引入戰略資源，協同開發資源。

    最后，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助力地方產業集群持續轉型升級。今年6月份，無錫洪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洪匯新材”）控股股東變更為無錫錫港啟興科技合伙企業（有限合伙）（以下簡稱“錫港啟興”），公司實際控制人變更為無錫市錫山區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服務中心（以下簡稱“錫山區國服中心”）。

    對于此次權益變更，錫港啟興表示，洪匯新材在特種氯乙烯及相關行業不斷技術革新、探索研究，在國內外同行業中處于領先地位，為錫山區當地經濟發展、當地產業集群持續轉型升級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錫山區國服中心高度重視新興產業、重點產業投資，取得洪匯新材控制權有利于錫山區國服中心進一步整合當地新材料產業，帶動當地就業水平、增加稅收收入、擴大資產規模、提升國有資本證券化水平，并進一步助力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提升上市公司價值。

    符合經濟發展和政策導向

    在經濟轉型升級的背景下，國資收購上市公司成為地方政府產業升級、優化財政轉型、強化招商引資等重要方式。在《關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購重組市場改革的意見》（即“并購六條”）政策紅利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活躍度持續提升，同時，地方政府也紛紛出臺政策，支持當地企業通過并購重組強鏈補鏈延鏈，提升關鍵技術水平，開展高質量并購，地方國資頻頻入主上市公司。

    “地方國資收購上市公司，既是市場環境和企業自身條件所驅動，也是政策引導和地方政府戰略規劃的結果。”李求索表示，地方國資頻繁出手的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政策支持是重要因素，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鼓勵國有資本進行市場化并購，優化資源配置，政策的引導和支持，為地方國資的頻繁收購提供了有力保障。其次，部分企業面臨融資難、經營壓力大等問題，地方國資有相對充裕的資金和穩定的融資渠道，通過收購優質企業，有助于提升當地經濟實力，優化產業結構，并通過資金和資源的賦能盤活相關資產，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最后，房地產周期下行使得原本依賴土地出讓金的“土地財政”模式面臨挑戰，地方政府希望通過收購上市公司，獲得投資收益替換部分非稅收入，使收入來源更加多元化。

    在市場人士看來，地方國資收購上市公司是符合經濟發展方向和政策導向的長期趨勢。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韓乾表示，地方國資收購上市公司已成為經濟轉型期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持續性取決于產業協同深度、管理機制創新以及長期資本回報能力三大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