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層近日宣布，原定于2021年取消基金公司外資股比限制的時點，將被提前到2020年。目前，合資基金公司股東間的磨合與本土化等因素，是其成敗的關鍵因素。目前，外資已與內地基金公司開展產品研發等相關合作。

    持股比例將完全放開

    2002年底，招商基金作為內地首家合資基金公司落戶深圳，掀開合資基金公司成立的序幕。基金業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5月底，中國境內共有基金公司124家，其中合資基金公司44家。截至目前，44家合資基金公司中約有20家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達到了49%。

    需要指出的是，恒生前海基金的外資股東持股比例達70%。但是，該公司是基于CEPA（《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成立，并非是一般意義的外資控股。另在今年6月，摩根士丹利華鑫基金的新一輪股權變更獲批，其外方股東摩根士丹利國際控股公司以44%的持股比例成為第一大股東，摩根士丹利華鑫基金成為內地首家外資相對控股的基金公司基金。

    “經過多年對外開放之后，外資的占比在逐漸提升。未來，隨著持股比例上限的放開，外資機構會尋求對基金公司的絕對控制權，內地基金公司機構將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會。”深圳某基金人士陳昊天（化名）對記者說。

    發展呈兩極分化

    合資基金公司的發展呈現出“兩極分化”情況，其中不乏“水土不服”現象。

    比如，深圳某合資基金公司（下稱“A公司”）成立于2013年，其外方股東具有豐富的被動量化投資經驗。但因雙方股東的經營理念不統一，該公司高層持續遭遇變動，成立至今已任過4名總經理。其中，A公司的第三任總經理曾對記者直言，2016年之前該公司的運營主要是外方股東負責，但被動量化投資沒能在內地做起來，確實存在“水土不服”問題。該總經理已從A公司離職，公司總資產至今仍不足20億元。

    深圳另一家合資基金公司（下稱“B公司”）成立于2003年，得益于靈活的經營策略和考核機制，B公司截至今年上半年的非貨幣類資產規模已突破900億元，躋身行業前20行列，還培養出一大批明星基金經理。“雙方股東一直有著合理的角色定位，這是我們公司治理的基礎所在。”B公司的總經理汪淼（化名）對記者直言，該公司在實際運營中，外方股東提供投資理念和風險控制等經驗，中方股東則在戰略布局和資源支持方面給予實質幫助。

    “合資公司的治理問題除了股權結構因素外，還會涉及到雙方的經營理念差異、對公司話事權的要求差異等因素。”長期致力于公司治理研究的某高校經濟學副教授陳韜（化名）表示，在現實當中，經營得好的合資公司往往存在“管理分工”，如中方股東負責聘任職業經理人、擬定經營與市場拓展策略。外方股東不對經營過多干預，但會給予必要的技術與理念支持。相反，業績不佳的合資公司，多會出現高層變動、業績不佳等現象。

    將開展多方面合作

    “外資持股比例上限即將放開，這會進一步提升基金公司的市場化程度。但短期內，內地基金公司的競爭格局還不會發生大的改變。”陳韜根據觀察指出，內地基金公司還未達到充分競爭狀態，“企業的績效水平變化會促進組織變革，但短期內如果企業（尤其是頭部企業）存在較大的利潤空間，即便市場競爭加劇，組織變革的發生仍需要一段時間。”

    基于對內地市場的長期看好，外資已在與基金公司開展相關合作。比如，長盛基金近日宣布和美國資管機構尚博投資管理公司簽署諒解備忘錄，雙方將在投資管理、產品研發、市場營銷等領域進行深度合作。而早在2009年，嘉實就與美國的銳聯公司合作發行了境內第一只基本面指數基金。

    “未來，外資會加速進入中國基金公司市場，但這并不是‘狼來了’或‘羊來了’的簡單場景。從長遠來看，這更多是內外資發揮各自優勢、互利共贏的局面。”陳昊天直言，來自成熟市場的外資股東會具有較為豐富的管理經驗，對海外市場制度與上市企業經營也更為熟悉和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這會給內地的基金公司行業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從截至目前的情況來看，外資對內地基金公司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