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曉璐

    11月26日，《證券日報》記者獲悉，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向五洋債案178名投資者下發(fā)了再審應訴通知書。

    應訴通知書顯示，對于“五洋債”案，德邦證券不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做出的二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審查，再審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處理。

    “再審申請是保障當事人利益的一種救濟性權利，但不是法院的法定性義務。因為中國現行訴訟法采取的是二審終審制度，再審申請受理與否，取決于上一級法院基于案情事實和法律適用準確性的判斷。一般來說，再審獲得申請需要有新的重大證據提交以證明生效判決的錯誤。”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律學院法學教授鄭彧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五洋債案是國內首單公司債欺詐發(fā)行案，也是首單普通代表人訴訟案件。因此，該案進展備受市場關注。

    2017年8月月份，五洋建設被中國證監(jiān)會立案調查；2018年7月份，證監(jiān)會對五洋建設、陳志樟、王永敏等21名責任人員作出行政處罰決定；2019年1月份和11月份，證監(jiān)會先后對大信會計、德邦證券及相關責任人員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此后，五洋債投資者陸續(xù)起訴至杭州中院。2020年3月份，杭州中院發(fā)布《“15五洋債”“15五洋02”債券自然人投資者訴五洋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人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系列案件公告》，通知適格投資者參加登記，啟動普通代表人訴訟在國內的首次司法實踐。

    2020年9月4日，杭州中院公開開庭審理無洋債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代表人訴訟案件。2020年12月31日，杭州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五洋建設應就其證券市場虛假陳述對投資人承擔賠償責任，五洋建設實際控制人陳志樟、德邦證券、大信會計師事務所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錦天城律所和大公國際資信評級有限責任公司分別在5%和10%范圍內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后，上述4家中介機構均提出上訴。2021年8月17日，該案二審在浙江高院正式開庭（互聯網開庭），9月22日，浙江高院做出二審判決（即終審判決），二審維持原判。

    在二審判決下達后，德邦證券相關人士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判罰金額巨大，且針對投資者的債務本息承擔全部連帶賠償責任的三方（五洋建設實際控制人陳志樟、承銷商德邦證券和審計機構大信會計師事務所）依然未做出進一步的責任劃分，更未體現“過罰相當”的原則。彼時，公司就有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計劃。

    談及該案再審的意義，鄭彧認為，五洋債案與康美藥業(yè)案一樣，都是我國證券市場的標志性案件，市場討論的越充分，對于資本市場法治化進程越有利，也有助于建立市場各主體的明確預期。

    德邦證券提交的再審申請書顯示，其認為二審判決關于因果關系的認定，混淆了與重大性要件的關系，對虛假陳述構成要件的理解、認定存在錯誤，同時在債券虛假陳述案件中簡單適用《虛假陳述司法解釋》中關于“推定因果關系”的規(guī)定，存在法律適用錯誤等。德邦證券請求撤銷一審和二審判決，改為駁回被申請人的全部訴訟請求。

    據悉，目前僅德邦證券提出再審，其他被告沒有提出再審申請。

    談及該案改判的可能性，鄭彧表示，從觀察的數據上看，有再審改判的案例，但改判比例確實不高。五洋債案在券商的過錯行為與投資者損失的直接因果關系推定上值得討論，但問題在于無論是證券法修訂前后，對券商的連帶責任都是“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券商的過錯推定”的客觀要件。因此，從大的方面來看，一審、二審的判決是能夠支撐得住的，可以震懾券商謹慎行事，但帶來的卻是這種連帶賠償是否客觀，以及是否考量券商在證券發(fā)行過程中職能基礎的底層邏輯問題。所以，圍繞該案和康美藥業(yè)案件的討論，都能推動我國中介機構責任的認定向精細化、合理化、科學化方向發(fā)展。

（編輯 喬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