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和元

    有媒體于11日夜間從供應鏈獲悉，美國半導體設備制造商LAM（泛林半導體）和AMAT（應材公司）等公司發出信函，要求中國國內從事軍民融合或為軍品供應集成電路的企業（如中芯國際和華虹半導體等），不得用美國清單廠商半導體設備代工生產軍用集成電路，同時“無限追溯”機制生效。如果消息屬實，這意味著美國試圖對中國的科技公司，發起了全面的封鎖。而這種封鎖的理論源頭，似可追溯到薩繆爾森那里。

    美國著名學報JPE的2004年夏季號刊發了一篇薩繆爾森的論文，這篇題為《主流經濟學家眼中的全球化》的論文，以中國、印度經濟崛起為背景，來看待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利益得失。由于論文與支持全球化的流行看法大相徑庭，再加薩繆爾森本身的江湖泰斗地位，使得此論一經發表，就轟動學界。

    在這篇論文的一開頭，薩繆爾森寫道：“新興國家憑借低水平工資、外包和神話般的出口導向式發展，致使美國流失了大量好的工作崗位，大部分非經濟學者對此心懷恐懼。”這是當下的熱點話題，未來十年其熱度也不會減退。一群才華橫溢的主流經濟學家加入了這場爭論，試圖教導和規勸那些熱衷于反對全球化的抗議者。艾倫·格林斯潘、賈格迪什·巴格瓦蒂、格里高利·曼昆、道格拉斯·歐文等經濟學家最近提出了一個論點并在學界廣泛流傳，其基本意思是：“短期內我們有可能失去好的工作崗位。但是，根據比較優勢這一經濟法則，美國總的凈國民產值長期來看會得到提高（中國也是如此）。正確的經濟學法則承認，美國某些利益集團會受到方興未艾的國際自由貿易的傷害。”

    他在該文的尾聲里，則以“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例如日本、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韓國甚至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都在20世紀末縮短了與領頭羊美國在實際人均收入上的差距。1950—1980年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西歐”為例，試圖說明美國的領導地位正在日益下降。

    而至于美國領導地位的下降的原因，他給的解釋是“美國的原創創新在世界各地傳播”。他的具體論述是：這是否意味著隨著美國的原創創新在世界各地傳播，它們已經成為解釋美國的領導地位日益下降的重要因素？

    結合薩繆爾森全文的論述，我們可做個簡單的表述，那就是：當A國在某一領域做了相應創新，使得它獲得了競爭優勢，而一旦這些原創創新又于世界各地傳播，從而令B、C等國，通過借鑒和學習，也獲得了相應的生產率，那A國的競爭優勢將不復存在，并進而永久地損害了A國利益。

    薩翁的這種看法，其實似是而非。很簡單，薩繆爾森把創新及創新帶來的競爭優勢，徹底的靜態化、恒久化處理了。譬如，在18世紀，紡織機和蒸汽機絕對是最偉大的發明創造，具有劃時代意義，但到20世紀初它已然是落后產能了。

    但也正是這種靜態化、恒久化處理，使得薩繆爾森的擔憂及建議不獨有謬，且異常有害——根據其結論，那么對應的建議，只會讓A國將主要精力，放到如何阻止他國在技術上獲得的可能性上，而不是放在不斷創新、不斷自我革命，進而追求新的創新和新的創新帶來的競爭優勢上。這種做法，不僅會妨礙這種創新在應用上的擴大和普及，不僅會妨礙全人類福利的獲得，同時更會永久地損害自身利益。

    譬如18-19世紀的英國，無疑就是遵循了薩繆爾森的邏輯和建議，他們固守紡織機和蒸汽機帶來的競爭優勢，而不思進取。為了保持這種創新帶來的競爭優勢，英國人對當時的工業技術如同國家機密一樣，保守不泄漏。為了防止科學技術外泄，1765年至1789年，英國政府通過了若干法律，禁止紡織與機器方面的熟練工人遷出，也不許紡織機、圖樣或模型出口。

    然而縱是如此，仍然無法阻擋原創創新在世界各地的傳播，因為它無法阻止人們的腳步。有美國的“制造業之父”之稱的塞繆爾·斯萊特就是典型。斯萊特生于英國德比郡，14歲起學習紡織，掌握了紡織制造的全部知識。1789年11月，塞繆爾就帶著他充滿于腦海的先進工業技術，不顧聯合王國對熟練工人外遷的禁令，打扮成了個農場雇工，乘上了赴美國紐約的客船。1793年，塞繆爾憑借記憶，成功地復制了阿克萊特紡紗機，并拿著這些機器，于當年年底，在帕塔吉特與人合伙開設了一家全新的紡織工廠。這也是美國工廠制度的開始。英國新式紡紗機的仿制成功，使美國的棉紡織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成為打響美國工業革命的第一槍。幾年以后，塞繆爾的兄弟約翰也從英國來到美國，并帶來了關于克隆普頓（1753—1827）發明的“繆爾紡紗機”的相關知識。正是這些工程技術移民的到來，將先進技術源源不斷地從英國帶到美國，形成了一種自然的、不花任何代價的技術引進。美國學者馬爾溫德·瓊斯就曾指出：“美國的每一個基礎工業——紡織、采礦、鋼鐵工業，都是靠英國工匠、工人、經理帶來的技術。”

    而反觀美國，歷史上這個國度一直沒有遵循薩繆爾森的糊涂建議，沒有像英國那樣，將精力過多地放在固守現有產業競爭優勢上，而是不斷地通過創新好自我革命來獲取新的創新優勢。譬如，這個國度就以互聯網革命來革了自己締造的電氣革命的命，更重要的是，它的競爭優勢并沒有因此而縮小，而是不斷地在擴大。

    就薩繆爾森的擔憂而言，簡單地說就是，如果A國像18-19世紀的英國一樣，只躺在成績簿上吃老本而不思進取，那么B國的技術進步，必然會長久損害A國利益。但如果不僅B國的技術在進步，A國也像當年美國用互聯網革命，革掉自己的電氣革命的命一樣，不斷地自我革命，那么B國的技術進步，不僅不會損害A國利益，反倒會促進世界繁榮，增進各國的總福利，這也將符合全人類的利益。

    凱恩斯于《通論》一書最后一段提及：經濟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確與否，都比通常所認為的力量更大。事實上，世界是由少數思想統治的……善于道聽途說的瘋狂掌權者，從若干年前的拙劣學者那里獲取瘋狂之念。而薩翁2004年的這篇論文，無疑正是今日美國的理論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