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貸業務是指助貸機構利用自身掌握的獲客、風控及貸后管理優勢，向資金供給方（例如商業銀行等）推薦借款人，并獲取相關服務費的業務。與借款人自己去傳統金融機構申請借款相比，通過助貸機構時間更短、效率更高。

    早期的助貸業務主要采用信貸工廠模式。這種手工作坊式的助貸模式隨著業務規模擴大日漸不能適應發展需要。

    2015年以來，助貸業務憑借人工智能、大數據征信等金融科技發展，利用數字化風控和信貸決策技術進行服務和業務創新，生機再現。目前，助貸行業呈現技術專業化、模式多樣化和產品多元化的市場格局，其業務和專業類型主要包括聯合貸款、風險分擔和技術輸出及服務等。

    其中，涉及聯合貸款業務模式的助貸機構主要是在（數字）普惠金融領域具有專業優勢的持牌金融機構，利用其專業和牌照優勢與傳統商業銀行等機構進行技術、業務和數據信息等多方位的合作和聯合，風險和收益按比例公平分擔；涉及風險分擔業務模式的助貸機構主要包括保險公司和融資擔保機構等，它們利用自身的保險和擔保等專業技術優勢，為商業銀行等資金供應方提供風險緩釋，幫助商業銀行等貸款機構實現對次優客群的下沉；還有一種比較典型的方式是以金融科技公司為代表的風控技術型模式，它們綜合運用自身技術、信貸和渠道等諸多方面優勢特點，向中小銀行等機構輸出金融科技和風險管理能力，為中小銀行等機構提供業務咨詢、系統構建和協助風險評估服務。

    在普惠金融領域深耕細作

    助貸作為金融科技在信貸領域的典型實踐和應用代表，通過助貸機構提供導流、風險審核與貸款定價、貸后管理等部分或全部環節，為銀行、信托和小貸公司提供技術、方法、理念以及渠道、客戶支持和服務，提高金融普惠性，擴大金融服務范圍和服務精準度。助貸模式之所以在金融市場興起，主要是契合了貸款機構和助貸機構雙方需求，解決了雙方的痛點，才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合作模式。

    對于貸款機構來說，多數傳統持牌貸款機構的痛點在于缺乏場景與數據，獲取優質信貸資源不足，線上獲客能力相對較差。從數據來看，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銀行依賴線下網點的傳統獲客方式開始出現“乏力”。

    由于銀行體制及線上場景、數據的限制，特別是中小商業銀行，面對內外部的競爭壓力，其在線下獲取信貸資產的機會十分有限，轉型線上獲取優質信貸資產就成為了突破瓶頸的重要途徑。此外，中小銀行借助助貸業務獲得了大量個人消費金融貸款數據，可逐步構建自身核心零售業務體系。

    對助貸機構來說，其痛點在于資金來源有限和缺乏放貸資質。助貸機構多脫胎于金融科技領域，經過幾年發展，在互聯網獲客、大數據風控等方面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但發展壯大后，或因缺乏放貸資質，或因缺少資金，其發展遭遇瓶頸。利用自身的技術和行業優勢，加強與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合作，在普惠金融領域深耕細作是助貸業務發展壯大的不二選擇。

    監管機制有待完善

    當前，我國助貸業務正迅速興起，涉足其中的不僅包括金融科技和互聯網金融翹楚，傳統金融機構也紛紛參與其中，服務普惠金融的發展方向也得到監管部門認同和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助貸業務畢竟是新生事物，其發展模式、監管機制、風險管理和制度建設等有待完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空白。

    現階段，助貸業務發展對于金融監管主要挑戰包括幾個方面。

    一是金融機構利用助貸進行監管套利，不利于金融穩定。有金融機構可能不當利用助貸工具，進行不合規和不合法經營。今年1月，銀保監會發布《關于推進農村商業銀行堅守定位強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務能力的意見》，要求農商行嚴格審慎開展綜合化和跨區域經營，專注服務本地，下沉服務重心。助貸本是有助于推動信貸資源的優化配置、擴大金融服務范圍的好工具，但如若邊界不清，過度分擔銀行等資金方自身本應承擔的風險評估和貸后管理能力，造成中小銀行不當利用助貸工具做大規模、跨區域經營，就會給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帶來風險隱患。監管并非反對助貸，而是反對助貸被用于跨區域經營。

    二是助貸業務發展可能會模糊金融業務發展邊界，增加金融監管的復雜性。根據當前的監管規定，商業銀行等持牌金融機構不能將核心風控環節外包給助貸機構，同時，助貸機構應向放貸金融機構開放必要的風控數據。然而從金融業與科技融合發展來看，金融業務邊界的模糊化是大勢所趨。對于助貸業務來說，如果資金供應方是中小微銀行金融機構，在當前條件下，一些舉措可能無助于這些中小銀行在短期內建立起適合自身業務發展的風控和信貸決策等核心系統，而且可能會掐斷銀行資金流向中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的渠道，影響助貸機構和銀行機構的積極性，增加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度和融資成本。

    三是助貸尚未形成統一監管協調架構。目前，各地銀保監局負責對商業銀行助貸信貸業務的指導與監督，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則負責助貸機構助貸的業務與風險監管。同時，各地互聯網行業協會、小貸行業協會則對助貸機構進行合規審查和日常管理。尚未從整個助貸行業層面上，形成統一、協調的監管架構，政出多門，監管重疊和監管空白并存，造成監管職責不明，影響監管整體效能。

    近日，北京銀保監局《關于規范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類業務及互聯網保險業務的通知》中“關于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類業務”條款規定，從銀行等資金供應方角度，明確要求銀行在開展助貸業務中需要對合作機構建立準入、評估和退出機制；清晰界定合作中的權責劃分，強化信息披露；加強信用風險管控，嚴格落實自主風控原則，審慎辦理異地客戶授信業務。

    筆者認為，這既是監管部門對助貸業務的認同和肯定，更是對當前助貸業務發展的鞭策。助貸是金融產業分工細化與合作深化的必然結果，能有效提高資源的優化配置，提升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作為金融創新，助貸突破了現有監管的框架，踏入了監管空白地帶，增加了監管的復雜性。同時助貸作為有益創新，屬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重要內容，需要加大創新力度，趨利避害，去偽存真，推動助貸業務健康發展。這也是當前我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服務實體和小微經濟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