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5年，高端制造是一條投資回報確鑿的可貫穿多年的配置主線”，長盛基金喬培濤表示，他對于高端制造領域的充分信心，源于中國具備的三條鮮明的優勢：人才紅利、雄厚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不斷增長的研發投入。

    1961年，“人力資本之父”西奧多·W·舒爾茨在其代表作《論人力資本投資》中指出，人力資本是勞動者通過教育、醫療保健、在職培訓、其他非企業學習積累、家庭或個人的就業遷徙所獲得的各種素質的總和。高素質人才是企業采用先進制造技術生產制造與先進管理技術管理的前提。

    喬培濤解讀稱，先進制造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和經過先進制造技術改造升級后的生產傳統工業品的企業，但無論哪一種企業都要求采用先進制造技術。這種技術往往跨專業、學科交叉，因而具有相當程度的復雜性。制造業企業采用該種制造技術需要員工的理解與掌握，這就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結合我國國情看，盡管以人口數量為代表的第一類人口紅利正在衰減，但以人力資本積累為代表的第二類人口紅利的潛力豐富。為了避免人口紅利枯竭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應通過效率改善、提升勞動力素質等手段來充分挖掘第二類人口紅利。”喬培濤表示。

    2000年至2016年，我國共培養了超過7500萬名高校畢業生，而這個數據還在以每年超過700萬的速度遞增。到2025年還將有超過7000萬高校畢業生參加工作，這是一個很龐大的高校畢業生資源，屆時將有超過數以億計的工程師分布于社會各個崗位，這就是所謂“工程師紅利”。

    喬培濤分析道：“固定資產投資在實物投資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最主要的，其對先進制造業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宏觀層面。”

    首先，一國或地區經濟社會對于固定資產的購買可以形成有效需求。有效需求能夠增加社會總需求，從而引起社會總產出的增長。社會總產出的增長帶動經濟的繁榮，處于經濟社會中的先進制造業企業的產品就更容易銷售掉。

    其次，一國或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往往在于建立新興部門。采用更加先進的技術裝備，以及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包括鐵路、公路與機場。采用先進的制造技術可以提高先進制造業企業的生產效率，而基礎設施的改進可以降低先進制造業企業的外部成本，從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再次，固定資產投資的方向往往和國家的產業政策密切相關。針對不同的產業政策，一國或地區政府會對固定資產投資的方向加以限制，比如當前我國政府想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工業結構，提高先進制造業企業的比重，就會向先進制造業進行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

    先進制造業的先進性體現在技術的先進性，包括使用先進的制造技術與先進的管理技術，生產制造具有先進性的工業產品。先進制造業獲得先進的技術主要是通過企業自主研發，通常以研究與開發（R&D）作為技術進步的衡量指標。喬培濤表示，我們向國外進行技術引進的方式受到了諸多限制，比如一些發達國家明令禁止本國先進技術轉讓給其它國家，甚至連先進技術制造的產品的出口也有一定限制。

    根據壟斷優勢理論，R&D活動是跨國公司獲得競爭優勢的方式之一，企業通過牢牢控制R&D環節，維持其長期壟斷優勢。國際上通常使用一國R&D的投入所占GDP的比重來衡量該國的科技投入水平。

    喬培濤表示：“發達國家的R&D占GDP比重一般在2%以上，世界平均水平則為1.6%左右。一般來說，R&D投入占GDP比重在由1%上升到2%的階段是R&D投入的快速增長期，也是經濟快速發展時期，而我國正處在此高速發展期，之后R&D投入占GDP比重在2%左右的水平則會維持相當一段時間。”

    據此，他從國家競爭力角度，將具備高增長潛力，同時產業容納空間足夠大的高端制造業板塊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與國際最先進水平“并駕齊驅”的行業板塊，包括高鐵、新能源汽車產業鏈、5G；第二類是有望實現“彎道超車”的板塊，包括泛半導體（集成電路、OLED等）、工程機械設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