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

    近期，就在市場緊張于流動性邊際調整之際，央行下調了再貸款、再貼現利率。筆者認為，這項舉措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適當補償銀行所承擔的小微、三農貸款的信用風險，從而降低商業銀行的資金成本，提升商業銀行主動進行信貸投放的動力，促進更多資金“直達”實體經濟。其影響主要是向市場傳遞了貨幣政策仍將在維持穩健取向的同時，保持更加靈活適度的信號。這正如劉鶴副總理在今年陸家嘴論壇所指出的那樣：“從經濟發展實際出發，加強逆周期調節，堅持總量政策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循環，全力支持做好‘六穩’、‘六保’工作。”

    今年以來，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央行先后通過三次降準釋放資金1.75萬億元，投放了3000億元專項再貸款和1.5萬億元的再貸款再貼現額度。此次下調支農再貸款、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下調再貼現利率0.25個百分點，大致相當于降低商業銀行資金成本45億元。雖然，從資金數量上看并不算大，但是央行這一舉動的信號意義遠大于實質。

    鑒于之前央行已經連續下調了公開市場操作（OMO）及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市場利率，此次對再貸款、再貼現利率的下調，是對商業銀行經營成本所做的補充性下調，有助于促進更多資金“直達”實體經濟，以便實現更好地為實體經濟輸血。預計未來，還需要有更多的貨幣政策工具協調配合，共同發揮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緩和經營主體現金流壓力的作用。這些工具包括：進一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繼續引導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中期借貸便利利率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逐步下行；根據實際情況需要，酌情增加專項優惠再貸款和普惠性再貸款再貼現額度；落實好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這兩項新創設的直達實體經濟的普惠工具。

    同時，從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出發，還需要通過市場化改革，著力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打通長期以來的各種堵點，創新金融產品，優化金融結構，提高小微企業貸款、信用貸款、制造業貸款比重，全方位滿足實體經濟的融資需要。

    從更加寬泛的角度而言，化解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需要包括貨幣政策、金融系統在內的多方發力予以解決。在當下，既要繼續發揮金融部門輸血、紓困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還要重視財政部門的職能轉變和“缺位”彌補。面對疫情這一外生變量帶來的結構性影響，還需要財政部門加大對“三農”、小微、低收入群體等弱勢部門的資金投入，進一步理順財政與金融的關系，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政府公信力、處置不良貸款、化解金融風險和維護金融穩定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近一時期，市場利率出現了由降轉升的現象。對此，筆者認為盡管近期市場流動性出現了邊際調整，但考慮到當前疫情在全球范圍內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國內經濟增長仍面臨下行壓力，未來流動性仍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寬松度。根據近期金融主管部門的表態，整體來看，未來貨幣政策仍將保持穩健的主基調和靈活適度的操作特點，在總量上適度，結構上優化，政策效果更強調“直達性”。

    同時，鑒于中國經濟正處于較為良好的復蘇通道中，貨幣政策還將面臨“把握保增長與防風險的有效平衡”的挑戰，需要不斷提高政策前瞻性，讓“風險應對要走在市場曲線前面”。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力度將取決于外需的強弱和內需修復的力度。

    落實在具體的經濟指標上，可重點觀察名義GDP、PPI、M2和社融增速等經濟、金融指標的變動情況。如果貨幣政策有效，實體經濟修復良好，通縮跡象減弱，PPI開始上行，則貨幣政策將進行邊際調整，金融市場貨幣條件將呈邊際收斂態勢，社融增速將逐步向名義GDP增速收斂。

    就具體貨幣政策工具而言，存款準備金率、中期借貸便利利率、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以及再貸款、再貼現利率的調整都是政策的可能選項，輔之以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疏通，將使資金更多、更好地直達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以確保金融系統對實體經濟實現1.5萬億元的合理讓利規模。

    上半年貨幣政策在成功實現了穩定預期、穩定資金鏈的情況下，已開始從“寬貨幣”走向“寬信用”階段。未來財政政策有望接過逆周期調節的接力棒，財政支出的擴張將推動固定資產投資回升和名義GDP修復，從而穩住需求端，穩住經濟基本面。

    （作者系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